对董仲舒来说，天下的和平比物质利益更为重要。
这种观点强调人与宇宙的互动与和谐。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即认识到天与人的职守不同。
此后，宋代理学家张载讲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即百姓是我的同胞，自然万物都是我们的兄弟，倡导要爱人类，也要爱自然万物。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建立在对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同源的体悟之上，其中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共存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意识，倡导人们对自然万物持有仁爱之心，将天地万物视作同自己紧密相连的存在，从而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把自然生态同人类文明联系起来，这为构建中国特色生态哲学提供了重要价值论参考不要随心,应做心的主人。[21] 日本佛教传道协会编：《中英对照佛教圣典》，1981年版,第23页。人无时不在事里周旋,事上磨练。
[21] 然而,王阳明学说虽与佛教关联,却非全盘吸收,而有评判取舍。在朝鲜,朱子学也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因为服从的前提必须是君主的行为符合仁道。
人民虽然‘自然，仍待圣人的‘辅，辅依然是‘为，不过这种‘为，是以人民为‘主，而统治只居于‘辅的地位，这边没有统治者的私意杂在里面。大禹究竟何‘德之有？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注重以广大区域内集体行动予以疏导的技术。在这方面，中国文化传统和儒家传统的立体思维将可以作出一定的贡献。郑开指出：有充足的理由将‘德的问题的‘起点确定为殷周之际，而把它的重点系于西周以降。
牟宗三指出：文化大统在以往只表现为道德教化之形式，乃为不充分者。政治作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其最糟糕的一面，就是演变成丛林法则式的优胜劣败，隶属于冲突逻辑的强制与暴力。
这一理念和模式同时也使西周得以持续扩展政治版图，不断促进族群融合，最终形成我国早期的政治—文化形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7、风化—天下文明 牟宗三将儒家的治道径称为德化的治道，治道就字面讲，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这四种交换模式分别对应着氏族（及现代条件下作为想象的共同体的民族）、国家、资本与未来联合体四种共同体形式。
德为治国的理念，礼则为治国的制度。此外，德性政治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但是，不能用底线来替代人格标准。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
所谓先王立政，以制为本（《前汉纪·孝文皇帝纪上》），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前汉纪·孝武皇帝纪一》）。而天地之大德不是别的，正是一个生字，亦即生生之德。
然而，天下=生民论虽然以公为第一义，其公共性却是以生民没有自治能力为前提而成立的，而非为生民所创造。比起商代，企图将古代的城邦国家杀害其贵族，强力压抑成为农业聚落，并且俘虏敌人为奴仆，不幸者用之于祭祀，周人算得上宽宏大量了。
他指出：当代儒学的根本任务显然不是用已经僵死的传统政治教条拖累仍然具有活力的道德伦理，而恰恰是用富有生命力的伦理内核——人格尊严——来激活并重构中国道德与政治哲学。拥有中国意识的中华民族之形成实有赖于此，形成且发扬于前轴心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亦由此奠定。若将宗法结构上下层关系比作根干之于枝叶，西周以来的宗法体系的边缘、末梢就是九族，而封建的政治意图自然包括了增进团结、抟聚九族。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这七条原理而言，牟宗三的三目为体三目为用论，以及黄俊杰类似于rule of virtue, rule by the virtuous, rule for virtue（德有、德治、德享）的三要义论，产生过重要启发。古希腊人将事物的性能、特长称之为aretē，也就含混地囊括了本质和善的意思。
在儒家看来，民之整体能决定政权转移，在政治生活中具有神一样的作用，因此，儒家劝告有位者为政当以民为本。‘一体的基本意涵即人的身体，因此前者是着重在子孙为先祖之遗体那样的一体联系，世代继体，解消了时间对先祖正体的局限，换言之，即以空间解消了时间。
修己的、学术上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人生的价值。对于中华传统政治制度而言，则是汉宣帝所言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最要者，其理想虽高出一切，其自负虽不可一世，而其笃实光辉处，则在其能屈抑自己的英武，而返身回到群众集团里来。因此天子为天所立并被委以统治之任。
这一公共性的目的在于实现天所赋予的支配，在其中生民始终是被支配的客体。但仅仅依靠礼是不够的，还需辅以刑的手段，故孔子曰：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斯维至读书愈广，而愈信德性之说为不可易，在李宗侗论说的基础上，撰述《说德》长文，判定德之本义应为生。而今人谈论古德（aretē/virtus）之时，往往只保留其善的意涵，甚至将其单纯理解为诸种德目（virtues/moralities），却在很大程度上遗忘了古德的本质/属性（nature）意涵。
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一是人人生而平等。影响中国政治非常深远的《尚书·洪范》九条大法，重心都围绕着人民生活的福利问题。
再说生民在民生之外的面向。黄铭崇指出，商代的文化传播主要是以物品的交换为基础来达成。
金观涛则指出：从结构上讲，当代中国大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既不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包括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不是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一种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表达的，但结构上十分类似于儒家文化的思想系统。由此可见，德性政治坚决反对在德性修持与评判方面宽于律己、严以责人的双重标准。
再换一面言之，政治事业，乃彻底的一种英雄领袖的事业，然干政治者，又绝不当以政事表显其英雄之才情，完成其领袖之地位，而在以其英雄才情领袖地位尽瘁牺牲于政事。此中较少为论者阐发却意义重大的一个新式表述，乃是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此种三蒙的提法，让笔者联想到对于儒家文明满怀危机意识的清末士大夫阶层所言的三保（保国保种保教）。当然，此简易无为乃系于德化讲，与道家之无为不同。其具体表现为：既根据德性来设置等级，以掌控具有该德性的人之类型。
足见，正是以敦风化俗实现天下文明的德性政治传统，造就了前引章太炎所谓仁抚属国的中夏政制优长。好价钱从来不是他投身艺术的‘存心，却是值得欢迎、甚至期待的‘结果。
礼有五经，莫急于祭（《礼记·祭统》）。而朱熹亦曾指出：无为而治者，圣人德盛而化民，不待其有所作为也。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在此意义上，当可理解为何会有德者得也的古训。